【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我的学问之路，始于鲁北平原的田间地头。16岁之前，我几乎每天都在跟土地、庄稼与农具打交道。那段日子教会我一条最朴素的规律：扎根，才有生长；脚踏实地，才能换来收获。后来回望，这也成了我做学问的底色——学问必须从真实世界生长出来，并最终回到真实世界中去检验。
1982年，从山东工业大学毕业后，学习动力机械专业的我走进了工厂，成为一名技术员。车床铣床的轰鸣、热处理车间的灼热、修车时的满手油污……图纸上的线条，经过一道道流程，最终变成钢铁的筋骨。那段扎根一线的岁月让我意识到，一个极其微小的偏差，就可能造成整个系统的失效，也让我确立了一条做学问的原则——所有理论都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推敲。
当对机械系统的理解逐渐深入，一个更宏大、更复杂的研究对象吸引了我——海洋。从大连理工大学造船系的研究生阶段，到海军潜艇学院的教学与科研，我的视野从陆地延伸到深海。随舰出海，与风浪相伴的日子，让我第一次理解什么叫不确定性，什么叫系统的整体性。也逐渐形成了我做学问的第二条原则——在不确定中找规律，在复杂中找可控。
1992年来到中国海洋大学后，我真正把学术主场锚定在万顷深蓝之上。我常对学生说，做海洋工程的学问，要“立地”，也要“顶天”。
所谓“立地”，就是扎进工程现场，从真实场景中寻找问题和答案。
20世纪90年代，我国海上油田开发快速推进，但平台抗风浪安全设计和健康监测缺乏系统理论支撑。为了掌握极端海况下的真实数据，我们住在渤海平台上的简易宿舍里，在寒冬中一待就是几个月，收集到了不少第一手数据。依托这些数据，我们首创了平台整体动力检测与振动控制技术，成功消除了渤海某中心平台的重大隐患。
这段科研经历让我更加坚信：真正的创新不是躺在论文里的某个“模型”，而是真正走进现场，解决问题，消除隐患，不断创造价值。
“顶天”，说的是要把目光投向学科与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
随着研究的深入，走向深蓝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既有经验体系的失效，基础理论往往需要从头开始，一步步重建。面向未来需求做超前基础研究，为国家战略提供原始创新的底座，成了我做学问的第三条原则。
我们牵头承担了海洋工程领域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系统揭示了深海极端环境下海洋装备性能与安全的关键影响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和技术体系。这些成果为深海油气、可再生能源和深海矿产开发提供了重要支撑。
当然，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无法撼动整片海。要从“追赶”走向“引领”，必须以有组织的团队协同作为支撑。多年来，我全力推动跨学科的“创新联合体”建设，把海洋工程、船舶设计、机械自动化、信息感知等人才会聚在一起。
在攻克“大型海洋结构浮托安装”这一难题时，力学团队负责系泊方案，控制团队研发毫米级对接系统，机械团队研制特种装备，最终构建了一整套高效精准的技术体系，使我国大型平台安装能力迈入世界前列。重大科技突破，往往是系统组织、长期攻坚与跨界协同的结果。
正因如此，我投入大量精力建设海洋工程装备基础科学中心、海洋工程与技术研究院，并参与组建相关国家重点实验室。目标只有一个：形成能够承载国家使命、具备持续攻关能力的科技平台。
学问的终点，不只是论文和专利，还要传承与育人。我始终把自己定义为“教师”。讲授“海洋工程导论”课程时，我坚持把最新的工程案例带进课堂，从不回避失败。我坚持带学生去海工基地、去试验场、去海上施工现场，让他们在“做中学”，把模糊需求转化为明确的技术问题。
我深信，真正能塑造人的“思政课”，就是让学生亲眼看到国家所需，并亲手参与国家建设。这些年，团队中成长出国家杰青、长江学者，也有大量毕业生成为海洋事业的骨干力量。看到他们独当一面，我感到比自己获奖还高兴。
近年来，我将更多精力投向战略咨询和产学研深度合作，希望让科研成果真正走向国家发展与产业一线。我主持了多项战略研究，从海洋装备到深海空间开发，都在努力把学术洞察转化为可落地的项目。同时，我们联合企业攻关关键装备，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迈向海上施工现场。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体系问题——科研要想产生影响，必须走完“最后一海里”。
回望来路，从田埂到船台，从车床到深蓝，我的学问轨迹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响应时代的呼唤，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对我来说，做学问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求是”与“求实”的航行。它要求我们具备工程师的扎实、科学家的好奇、战略家的远见，更需要我们在面对未知风浪时永远保持的那份坚定。
中国的海洋事业必将走向更深的蓝。我愿与后来者一道，继续做深蓝学问的耕耘者，把论文写在万里海疆，把力量融入海洋强国的大潮之中。
（作者：李华军，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本报记者刘艳杰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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